《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是晚清民国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比较宪法著作，在论文和著作中常常被引用，常常出现于各种报纸的广告，且该书在当前中国也有直接的影响，多种宪法著作和论文提及该书，只是译法不同。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及其实现机制(编号11AZD020)的课题成果之一。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认为朱红蔚被羁押875天，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公司经营也因此受到影响，导致其精神极度痛苦，应认定精神损害后果严重。

因此为了简便起见，且称正常的家庭生活受到影响和正常的公司经营受到影响这两个适用要件为生活要件和生产要件。必须符合这样一个逻辑才能成为适用要件。[7]胡敏洁.论行政法中的案例研究方法[J].当代法学，2010，(1)：78. [8]朱芒.行政诉讼中判例的客观作用——以两个案件的判决为例的分析[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1)：107. [9]如：章剑生.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件(1985-2008)为例[J].法学研究，2009，(2)。单具生产要件时亦如此。关键词：国家赔偿 精神损害 严重后果 指导案例 一、引言 在人权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的今天，国家赔偿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作为首个国家赔偿精神损害的指导案例，指导案例42号朱红蔚申请无罪逮捕赔偿案具有重要意义。朱红蔚另要求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以登报方式赔礼道歉，不予支持。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宪法其实是一部宪法草稿，或者说，它其实是下一部宪法的序言。

因此，如果说宪政或说秩序与革命意味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原则的对立。而那时我们在基本上就可以制订一个社会主义宪法。更值得讨论的问题或许是，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制宪意志，是否只是对斯大林的判断的反馈？如果不是，那么选择在1954年制宪的意图何在？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上，周恩来曾对制宪目的做了阐释，这也是目前笔者见到的公开资料中，中共对为何制宪这一问题最早的表态。不是元首、既不是立法的、也不是行政的首脑、可被全国人大罢免……毛泽东对国家主席的理解，似乎与前文提到的刘少奇、周恩来和诸民主党派高层并无太大不同。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当时的各界人士，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甚至很多民主党派的高层，都认为应由毛泽东担起共和国领袖这一身份，这种呼声在宪法进入全民议决时尤其明显。对这种异乎寻常的安排，早在1953年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就流露过质疑与不解：以毛泽东为政府主席，主席是否等于总统？主席与内阁的关系如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参考文献中，罗列了三部旧宪法遗产，其中与总统独裁制对应的，正是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毛泽东称之为蒋介石宪法）。

但在宪草委员会的委员们看来，上述种种要求扩张国家主席职权，赋予国家主席以元首地位的意见，并不是从整个宪法的精神出发的，因而这些主张更多地还是思想上存在问题的表现。为了落实这一宪法身份，主席应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一样，由全国人民选举，以对内领导全国，而不是仅仅作为全国人大的衍生机构存在。而上述宪法的基本任务，便是在已经建立起的政治共同体中，逐渐消解此肌体内的异质因素，最终以党吸纳国的方式彻底消解党-国的对峙。当然，这应当是另一篇文章要讨论的问题了。

革命活动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历时性地、甚至共时性地出现多个领袖，他们各自代表不同的路线，而确立领袖间彼此地位高低的唯一标准，便是革命在他领导下的发展趋势。而这个矛盾，正是党、国按照各自的逻辑组织自己存在的类型和形式时，因分享了同样的政治主体和政治空间而会出现的扞格。1975年，在毛泽东所谓只管十五年的预言期满又过去五年之后，五四宪制终于在形式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国家主席也随之被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取而代之。中国革命的特殊之处，恰恰是它将上述几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整合为一，既是打破殖民秩序，寻求国家独立的民族革命，又是与世界人民的普遍解放紧密相关的共产革命的一部分，同时也实现了民主党派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政体的希冀。

这个洞，就是在全国人大已成为国家的最高代表的情况下，又把主席也说成是国家的最高代表，如果不是相互矛盾，也一定会导致最高权力的分裂。否则，就无过渡可言，而只有捉摸不定的现在。

部分客体可以因为唯一主权者的有限授权而进入官僚体系，从而成为不完整的政治主体，但这种授权中不包含主权的转让，唯一的主权者可以随时褫夺他们暂时取得的权力。相比之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叙事恰恰消弭了代表与人民之间的这种断裂，或者说，以另一种方式取消了代表，这就是它所建立的群众-党-群众的结构，用现在通俗的政治语言表述，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考虑到草案的修改是在毛泽东领导制宪小组完成的，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一删改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志。从而让他们不仅是被动的参与政治生活，更能真正开创属于自己的政治生活。然而，上述党-国的对立却使得上述逻辑无法在建国后塑造出的政治空间下简单地推演，即国家依照列宁的定义并不能称为真正的国家--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然而，正如毛泽东也曾预见过的那样，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这种看似革命的努力，实际上却加速了革命走向自己的反面。那么，要理解这种革命在何种意义上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以不同于一般革命的代表性，就必须将几种不同类型的革命加以比照。更重要的是，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君主制的合法性的不断丧失，并最终归于崩溃。

如果我们一定要给这种权力分割找一个法权上的依据，那它也绝非如周恩来认为的那样，是出于有元首的国家都有这一条这种使制度安排与经典的现代政体类型学相和洽的考虑，何况元首的称号早已被毛泽东本人否决。在审定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时，毛泽东将其中介绍国际形势的部分整句改写为现在美帝国主义还侵占着台湾，蒋介石卖国集团还盘踞在台湾继续作恶，并且时刻企图回到大陆上来，又补充道：反动派的复辟仍然是一个实际的危险，如果有人看轻这种危险，那就要犯错误。

在中国，这个权力机关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的地位，源自两对权力关系的变更：首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在形式上是中央人民政府及其委员会的承继。毛泽东的这番话似乎是在违背一般宪法学常识地谈论未来问题。

（《宪法草案初稿说明》） 主席相当于小半个伏罗希洛夫（注：时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小半个就是不到半个。或者，我们用另一种表述，即这1840年的历史限定了制宪权主体的可能。

然而，代表们同时也担心，如果不写上这一条，是不符合全国人民的心理和愿望的。那么，如果毛泽东是出于另一种逻辑去理解国家主席的权限，那么在过渡时期这个语境下，它--即便它的肉身承担者是革命领袖--又如何证明自己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之外存在的正当性呢？仅从否定性描述的推衍中，难以触及事物性质的核心。也有意见认为，主席应与全国人大议长合二为一，甚至赋予国家主席以全国人大的解散权。事实上，革命在中国传统的语境下往往更多地意味着一种政治原则的拨乱反正，是修正逐渐偏离轨道的政治生活，是对既有秩序的复归，而这正是中国革命的另一重意涵：将被殖民统治和他国入侵颠倒了的秩序再颠倒过来，进而建立现代主权-民族国家，是谓民族革命。

他与诸代表们又是在国家而非党的框架下参与政治生活，这都避免了主席被捆绑到政治力量的一极上，成为它扩张自身权力范围的筹码。这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到制宪权的授予和转移上，而对这一过程稍加考察就会发现，一方面，宪法起草委员会由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建。

但我们也应看到过渡的另一重意涵，即将当下局面的暂时延宕，如果取消这种延宕，则当下就与未来没有质的差别。（《宪法草案初稿说明》） 设主席，在国务院与（人大）常务委员会之间有个缓冲作用。

因为代表不可能比人民本身更民主。简言之，无论哪种政治进程，从革命到建国的转换都意味着将部分政治主体客体化，以实现建立政治秩序这一最终目标。

但又如上述所言，总理并不向主席报告工作，任免关系并不会转化为命令-服从关系，他因此不会成为隐性的政府首脑。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外敌入侵这种紧急事态时，这种钝拙往往是致命的。国家机构那些部分是事实，有些东西是将来的，比如三大改造之类。因此，你们应从敌人那里拿掉这些武器，不给他们这些借口。

直至宪法起草小组工作完成，田家英等在宪法草案座谈会上，仍然称主席为国家的元首。在制宪过程中，毛泽东曾从三个方面谈及设立国家主席这一职位的初衷： 我们中国是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

但指挥权必须集中于一，才能保证避免令出多门。过渡时期的制宪理由 在经典的社会主义政治学的表述里，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其接下来的历史使命就是改造和销毁国家机器，用新的机构来代替它。

但同时，他们又不得不有些悖论地对抗这种拥戴。在笔者看来，这段阐释同样可以作为理解刘少奇等中共元老和部分民主党派高层反对将国家主席冠以元首之名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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